香港四代人

-----------------
表面上，世代之間相安無事。其實，世代之爭即將爆發。安分的第一代人陸續退出舞台，已經開始長出銀髮的「戰後嬰兒」反而毫無倦意，繼續指指點點。內地、台灣的三十世代意氣風發，香港的卻感到出頭無期，生活艱難。至於第四代人，打從開始便是輸家。
-----------------

(一) 香港第一代

香港，有四代人。

我屬於五年八班(即1958年出生)，是戰後嬰兒潮(1946至1965年間誕生的小孩)的一分子。排在「戰後嬰兒」隊伍後面的，是1966至1975年間出生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所謂「麥理浩時代」之前的英國殖民時代，青年時期遇上了香港前途談判，讀大學或踏足社會前後碰上八九天安門事件。至於現處身隊尾的，主要是「戰後嬰兒」的下一代(1976至1990年誕生)，或者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生活一直受到「戰後嬰兒」那一代人所支配。

非香港土生連繫內地

那誰是第一代？我父母是第一代人。雖然他們並不是在香港土生，卻(完全沒有計劃的情下)在這地方待了大半生，見證這社會從戰後重光到走上工業化，再踏上小康的道路。以前很多人討論香港社會與文化發展時，都沒有把這批二三年級(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年青時經歷戰亂的一代)算進去，其實是認識上的一種偏差。事實上，正因為他們不是土生土長，更因為他們早年仍然盼望有回鄉的一日，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將自己熟悉的一套也帶到香港來了。當然，戰前的香港社會在各個方面都絕非一片空白。論獨特的生活方式，早於上世紀初已初露一個輪廓。不過，反過來說，長期以來粵港澳三地聯繫密切，將香港社會抽離於整個區域環境，低估了地方相互連繫的影響，亦一樣有欠全面。第一代人就是一種聯繫，將內地與香港、舊與新串連起來。今天，在第一代人步入晚年而陸續離去之際，好應該有人為他們做些紀錄。

經歷戰亂逃難 事事 家人為先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亂、逃難是不斷在日常生活中浮現的概念和集體經驗。小時候，戰前---戰後是一個斷代的重要概念。在上一輩口中，有沒有經歷過戰爭，決定了一個人有沒有真正的艱苦經歷。當然，對我這類「戰後嬰兒」來說，戰亂、走難都不是第一身的經驗，而是祖父、祖母、爸媽的經歷與回憶。每年炎夏，我爸喜歡在屋走廊向乘涼的小孩子講故事。「人肉大包」是他的拿手好戲，而他也一廂情願地以為這故事百聽不厭。沒有別的地方好去的小孩邊聽邊玩猜拳，就是這樣，我們這些屋小孩聽過好幾位大叔講過好幾十個民間故事。抽起了那些恐怖、嚇人的情節，所有故事的背景都是難民的所見所聞。包括我爸爸在內，這些屋大叔都不是戰爭英雄。在他們口中，抗日似乎主要是消極抵抗。

但無論在戰爭中有沒有角色，最後的勝利得來不易，而戰後的情更是困難重重。在國家層面上，抗戰勝利不久之後，又陷於一場內戰。在個人層面上，戰後家人團圓，重新生活，嘗盡人間喜怒哀樂。我總覺得，那一代人在生活上的一切(一個面向是節儉、刻苦、不浪費、量入為出、認真、腳踏實地、做事親力親為、守時、把希望寄託在兒女身上等，另一面向則是固執、過分緊張、重男輕女、孤寒、害怕開罪權貴、忍氣吞聲等)，都是來自他們逃避戰亂、在逆境中求存的經驗。

為口奔馳沒個人享受

一般而言，要說服他們不要事事為兒為女，應該自己好好享受一下，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費盡唇舌，最多亦只可能得到他們那些永不兌現的口頭承諾，轉過頭來，他們又一切依舊，繼續克勤克儉地生活，總是家人利益為先，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二位。對他們來說，家庭是生活的中心點，大部分事情都是圍繞家庭而發生。

從某個角度來看，第一代人總是為明天的生活而憂。個人享受似乎從來不在他們的議程之上。「戰後嬰兒」會擔心自己的退休生活，害怕沒有入息之後生活水平下降。第一代人則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還在想能否將那一塊錢省下來。他們不止是相信而且還實踐簡單的生活。曾幾何時，他們也應該發過「頭獎馬票夢」，希望可以歎世界。發過白日夢之後，他們又回到現實生活。父親離世前跟我講的最後一番話：「我沒有給你們留下遺產的本事，但能遵照你祖父的教訓，沒有欠下一身債。」這表面上是「簡單任務」，但對在亂世中長大的第一代人來說，這已經十分不簡單了。在生命結束之前還在想，不希望自己會給兒女添麻煩，這樣的任務其實很重。

能忍能捱 希望 常在

我曾經以為自己父母的那一代人都只不過因為終日為口奔馳而沒有時間看得我們很緊。我以為我們那些在屋裏自由快活地長大的一代，之所以自由是因為父母管不到，而不是他們開明、通情達理。我說對了一半。第一代人有他們保守、專制、不懂(未想過需要)溝通的一面，這是肯定的。但另一半是其實他們比較後來任何一代人都能忍。如果不是父親舊事重提，我根本不知道原來有些我們成長階段的芝麻小事，他一直沒有忘記。他看在眼裏，看不順眼，但也忍下來了。如他所言，對於「後生仔」，可以忍耐便忍耐一下。「戰後嬰兒」那一代人能在六七十年代裏反叛一下，打band、唱歐西流行曲、開黑燈舞會、穿迷你裙、一身嬉皮打扮、搞學生運動、出版刊物、上街請願，享受了過去幾十年香港社會最開放、最多元聲音的自由環境，其實是在第一代人情願或不情願地容忍與接受的情下進行。換句話說，他們放過一馬。現在回頭再看，當年年輕人所享受的生活空間，可能連今天已屆中年的「戰後嬰兒」自己也覺得難以接受。第一代人不一定接受新生事物，但他們能忍住，沒有成為一種太大的阻力。

第一代人不多言。他們有怕事的一面，但也有能捱的另一面。有時候，我自己也無從想像，究竟他們在戰後的第一個十年或十五年是怎樣生活？是怎樣保持對未來的信心？他們在艱難的環境裏(當然，相對於戰亂，那已是太平安定的日子了)，結婚、生兒育女，其實有沒有想過往後的日子怎樣過？在經濟、政治方面都毫無確定性、安全感(戰爭仍是潛伏危機)的環境裏，怎樣可以抬起頭來面向未來？父親曾給我這樣的答案：「當你經歷過更容易令人感到悲觀的環境後，你會懂得在任何情之下都保持希望。你們這一代，其實沒有資格悲觀。」

(二) 戰後嬰兒
2004-10-03

「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這是六七十年代期間「戰後嬰兒」 ( 1946-1965年間 出生的一代人)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但到了「戰後嬰兒」踏入30歲之後，他們卻覺得只有30歲或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樣，曾幾何時，他們認為30歲之前不讀馬克思 (或任何其他 激進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器。年過30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覺得幾十歲人依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

「 戰後嬰兒 」 一代人的問題不在於自相矛盾，以今日 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人總會變，也需要變，這可以理解 )，而是他們經常自覺或不自覺的以自我為中心，而且 還要自以為是，有種指點江山的傲慢。

他們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

「 戰後嬰兒 」 一代人之中共通的經驗有 3 點。第一點 是他們人數眾多。在 1966 年，年齡在 19 歲或以下的青年 ，佔當時總人口的 50 . 5 % 。他們的問題基本上也就是整 個社會的關注點。他們年青時，整個社會要面對年青人 的反叛文化。他們踏入中年，頭上長出銀髮，皮膚和肌 肉都鬆弛之後，整個社會便將衰老的問題重新定義為保 健、 keep fit ，人人都在談健康食品、抗老。以前，抗老 是不肯面對現實的表現；今天，是天經地義。 「 戰後嬰 兒 」 的問題永遠是 「 我們的問題 」 。

物資匱乏 競賽中成長

第二點是他們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裏長大。 「 戰後 嬰兒 」 成長於戰爭結束後物資匱乏的社會、經濟環境。 他們的父母大多是戰後移民到香港的第一代人，來港之 後組織家庭，生兒育女。當時家庭計劃尚未普及，而女 性就業機會亦不多。一般家庭就是靠男性一人外出工作 掙錢，女的當家庭主婦，供養數名年幼的子女。 「 戰後 嬰兒 」 必須與兄弟姊妹一起共用有限的家庭資源。更 重要的是，當年社會上的資源亦十分短缺，要出人 頭地，必須認真投入各種有關資源分配的競賽 之中，而其中一項對個人前途影響深遠的競 賽就是教育。所有 「 戰後嬰兒 」 都需要通過 以淘汰考試為主導的教育制度的考驗。淘汰 式的競賽過程對他們產生深遠的影響：勝 者覺得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憑個人實力 和努力所爭取到手，都是應得的，在他們 的主觀世界裏，優勝劣敗，誰都沒有欠了 誰；敗者絕不容許自己的子女重蹈覆轍，決 心要把下一代 「 武裝起來 」 ，結果把他們痛恨 的淘汰、 「 填鴨 」 制度推向一個更極端的方向，令教育 制度變得愈來愈瘋狂。沒有富起來的 「 戰後嬰兒 」 ，也 相信淘汰賽的勝利者那一套。

自我膨脹 典型先鋒派

第三點是他們曾經是上一代人既害怕但又把未來的希 望都寄託在其身上的對象。 1966 年九龍騷動、青年潮流 文化的來臨、學生運動等都給第一代人殺個措手不及。 雖然並不是每一個 「 戰後嬰兒 」 都反叛、挑戰權威，但 一代新人趁香港社會、經濟急步發展而快速 「 上位 」 ， 迫得第一代人在 70 年代便不得不接受世代更替來臨的現 實。 「 戰後嬰兒 」 年少有成，容易自我膨脹，有一種捨 我其誰的心態。從好的角度來看，這是敢於承擔。但在 另一個角度看來，則往往是自以為一貫正確，是典型的 「 先鋒黨 」 人格。

在戰後成長的幾代人當中，以 「 戰後嬰兒 」 算是生得 逢時。我(當然，我也是 「 戰後嬰兒 」 的一分子，也難 免會喜歡自我膨脹一下)從不否定 「 戰後嬰兒 」 對這個 社會的貢獻；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從第一代人手上接過 棒來，在技術上算是不負所託，成為了整個香港社會在 工商業、政府部門、社會服務的專業、管理、行政核心 。我更不會低估 「 戰後嬰兒 」 在成長期間所面對的困難 和激烈的競爭環境。但是，快速 的經濟發展與長期的順境， 確實會令人選擇性地整 理個人經歷，只記得 自己力爭上游，而忘 記了當時社會形勢 是如何不斷地、大 量地給他們製造機 會。在 「 戰後嬰兒 」 的隊伍之中， 有無數的人是 O Level 、 A Level 的 重讀生，不知有多 少律師、會計師是在大專、大學畢業以後才開始修讀專 業課程，考上專業執照。大量 「 戰後嬰兒 」 都能享受當 時香港社會給他們的第二次機會，在人生 中有多次 「 第 二次 」 ，有再進一步或翻身的可能。水鬼可以升城隍( 這除了說明機會與運氣的存在之外，還表示大家都不計 較個人的出身與背景)，曾經是香港社會美好的一面。 而在 「 戰後嬰兒 」 當中，自然有不少曾經都是水鬼。

忘卻上代包容 悶死下一代

現在，不少已晉身社會精英層的 「 戰後嬰兒 」 卻好像 只記得競爭激烈的現實，而忘記了競爭過程中公平與公 開的另一面。他們會強調競爭本身(因此一而再地強調 提升競爭力)，卻忘記了競爭背後應該是要達至一個 meritocratic (精英)的制度。到 「 戰後嬰兒 」 有機會去 改革教育時，目標講來講去就是提高競爭力， meritoc - racy 一詞隻字不提。他們會歌頌 70 年代的香港社會和香 港人，將那段歷史看成以個人奮鬥去建設經濟繁榮(也 因此而覺得示威請願都是 「 搭便車 」 所為)，卻記不起 當年自己如何不滿殖民政府，認為市民要上街以行動來 爭取權益。他們年青時期也曾是性情中人，為了課外活 動而廢寢忘餐，認為追求理想當仁不讓。到他們有機會 引導下一代成長時，卻不斷的要求青年人講實際：參加 海外交流是為了提升語文能力，服務社會(意思是達到 一定時數的社會服務活動參與)是因為這樣有助於加強 個人履歷，大學生的暑期 活動都是畢業前找工作、入職 的準備等。當年，成長中的 「 戰後嬰兒 」 慨嘆無根、苦 悶；現在，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去悶死下一代。

其實， 「 戰後嬰兒 」 一代人沒有(或應該說還未有) 擔起他們的任務。他們成長於社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的環 境，並享受到各種成果。可是，他們未有真真正正的為 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第一代人給他 們很多發展的空間， 「 戰後嬰兒 」 卻未有對年青一代表 現出同樣的包容。

戰後的 「 香港故事 」 裏重要的一章是寫 「 戰後嬰兒 」 一代人的成長，但他們真的有把這故事的理念實現嗎？

(三) 三十不出頭
2004-10-10

當年港英政府取消「升中試」的時候，一些「戰後嬰兒」曾批評: the rise of mediocracy，精英主義衰落，平庸主義抬頭。沒有考過「升中試」的「三十世代 ( 1966-1975 年間誕生的一代人)從此成為了平庸的一代。談戰後不同世代誰屬精英，從來沒有「三十世代的一份；論精英主義代表，也少有算到「三十世代」。在某個意義上，他們是被忽略的一代人。他們的存在基本上還未算入香港歷史。

在香港，「三十世代」只在年前受到個別傳媒機構短暫的注意。那是房地產市場低迷的時期，環顧香港社會，還有誰未有負上「負資產」的包袱，結果發現了「三十世代」。不多久，大家發現這是對「三十世代」的錯愛。有點積蓄的「三十世代」早已上車。未上車的，沒有資金趁低吸納。當時，地產市道沒有反彈，傳媒對「三十世代」的興趣也隨之而迅速消失。

「三十世代」平庸嗎？或者，但他們肯定不是平庸主義代表。更平庸的，陸續有來。

受制戰後嬰兒 多一份真性情

我對「三十世代」一直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們「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似乎是虧待了「三十世代」。讀罷《時代周刊》的「亞洲英雄專輯」，這種感覺變得更濃。

在內地、台灣、南韓，「三十世代」意氣風發、躊躇滿志。年屆三十，代表新世代、新意識、新視野。「三十世代」是一個概念，市場顧問視他們為宣傳推廣的對象。在那些地方的「三十世代」，已經上位，在各個界別一展拳腳，帶來創新與轉變，但在香港，除少數之外，他們只能遙望將來出頭的一日。這些少數分子可分兩類，一是富家子弟，由家人打本，並提供人脈網絡，自稱「白手興家」；二是真正有實力者，人數不多，頂頭上司仍是「戰後嬰兒」。

無論是理論，還是現實，「三十世代」都難以擺脫「戰後嬰兒一代」。這是人口結構的問題，「戰後嬰兒」人口眾多，再者他們多數沒有準備在50或55歲退休。自信心十足的「戰後嬰兒」不會輕易言退；他們只會退居二線，但卻又積極參與。在「三十世代」圈子裏，他們心知肚明，「戰後嬰兒」真正退休之時，自己也差不多準備淡出了。

「戰後嬰兒」的堅持，出於一份自信(捨我其誰！？)，同時也源於一種計算。相對於第一代人，「戰後嬰兒」更能接受委曲求存。生於殖民地的全盛時期，「戰後嬰兒」自小便明白只有接受現存的遊戲規則，才有機會在建制裏得到回報。他們很清楚，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問，而是問個明白之後，也不會得到些什麼好處。「戰後嬰兒」是犬儒主義者，工具論信徒，奉行實用主義。相比之下，「三十世代」多一份真性情。

見慣政治風雨 了解理想脆弱

三十世代」成長於富裕時代，直至手上的物業變為「負資產」之前，他們未見過樓價有停止上升的情。「三十世代」成長於高通脹時代，貨幣的價值與意義轉變得特別快。

同時，「三十世代」也成長於現實政治的時代。「戰後嬰兒」是通過想像去接觸政治的：他們可以是愛國主義高漲的「國粹派」，站在最左翼位置的「新左」(基於政治正確而愛上哲古華拉)，中年過後成為愛國的保守派。「三十世代」很早便要面對實實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談判，再目睹1989年天安門事件。他們見盡親英變為親中的政客的嘴臉，親身體驗八九十年代移民潮的衝擊。更重要的是，他們見過血腥鎮壓，了解理想主義的脆弱。

「三十世代」不懂「戰後嬰兒」那一套，後者明明一心想移民，但會理解為「曲線救國」；後者一早計劃將子女送去國際學校，卻開口句句「大中華」、「認識中國國情」。「戰後嬰兒」很多道理，講之不盡。「三十世代」只知他們講一套、做一套，不明所以，無言以對。

因為沒有受到理想主義的幻覺與催眠作用的影響，「三十世代」比較實在、直接。

擺脫舊價值 活出新生命

他們是目前社會上最有可能聽得懂「戰後嬰兒」的說話的一代。他們不完全是新與舊之間的中間代(理論上，這個工作由「戰後嬰兒」來擔當)，卻是真真正正脫離舊價值觀的開始。

「戰後嬰兒」享受了戰後社會、經濟最穩定的時代，賺到夠之後，才說金錢不是一切。「三十世代」則在事業還未進入高峰，已開始討論「誰偷了你的工作？」。職業生涯的轉變令「三十世代」不得不反省工作價值；一切「戰後嬰兒」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迅速地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三十世代」被迫返璞歸真。

「戰後嬰兒」口是心非，口說「三仔主義」膚淺，實質上視此為個人成就的指標。「三十世代」也想實踐「三仔主義」，但現實是結婚的比率下降，婚後生小孩的比率更明顯下降。自願也好，非自願也好，「三十世代」活出了全新的生活態度與方式。家庭、婚姻不再理所當然。「一人生活」、「非婚家庭」由「三十世代」開始。

認真消費 活在當下

「三十世代」當然消費，而且很認真地消費，但對於金錢，「三十世代」有新態度。他們不為未來而活，當下生活的感覺最重要。直接的是，他們為自己而活---要「栽培自己」(由學習第三語言，到參加心靈課程，到瘦身、吃健康營養食品)，要「實現夢想」(海外旅遊成為人生大事)，要「吃喝玩樂」(要好的)，要擁有lifestyle(愈來愈講究細節)，要reflexive(支持環保)，講抽象的回饋(助養貧困地區的兒童)……

「三十世代」很直接，因為覺得董建華很不知所謂，便不會像「戰後嬰兒」般假裝包容，講一些晦氣說話。兩次「七一大遊行」肯定有「三十世代」的參與。事實上，正因為他們的參與，近年才會出現社會運動文化的年輕化---至少「七一大遊行」不是另一次支聯會的活動。

「三十世代」所引入的感性，不嫌太多，只怕太少。我不怕他們「上台」、「搶咪」，只覺他們三十而不出頭，是這個社會的問題。


(四) 倒摸第四代
2004-10-17

在物質方面，第四代人(1976至1990 年期間出生)無話可說。他們屬於香港近代歷史上物質最充裕的一代，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很有可能是到了這一代人，「兒童節」才不再叫小孩興奮，因為孩子們不再需要(也沒有耐性)為買玩具、上茶樓、看電影，去等待那一天來臨。說現在天天是「兒童節」 ，可能有點誇張，但現實是物質(至少在量 的意義上)已不再短缺。今天，只有成年人才會記得4 月4 日。

過去，箍牙是少數兒童所能「享受」的牙科護理。現在則是有箍牙經驗的學童成為了大多數。這就是第四代人的處境。上一兩代人沒有的，現在他們唾手可得。青年人向爸媽訴苦，說箍牙令他們混身不自在，吃飯也吃得辛苦。父母的回應一般都是「以前我們哪有像你們幸福，哪有錢去箍牙！」在上一兩代人眼中，第四代人得天獨厚，要風得風，享盡以前不能想像的優厚條件。理論上，他們不可能對這個世界再有投訴。父母那一代將最好的，兒時想也不敢想的珍品，都供給第四代人了。

富裕中成長 不代表幸福

第四代人在富裕的社會環境裏長大，這是事實。但這不等於說他們比任何一代都要幸福。你可以批評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我們須了解一點，第四代人有他們那一代人的煩惱。而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清楚知道(同時也是最有感受)，金錢、物質都不足以保證幸福、快樂。事實上，以為物質條件能給孩子帶來幸福、快樂，想盡辦法為他們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的，是第四代人的父母。是當父母的成年人覺得自己應該負上這樣的責任，倒不是第四代他們在十歲八歲已認為自己應該享有提出這種要求的權利。如果第四代人是給寵壞了，或者我們應該先問誰寵壞了他們。

美國的「戰後嬰兒潮一代」有幾個特點。首先，跟世界各地的「戰後嬰兒」一樣，他們人多勢眾。第二，美國的「戰後嬰兒」成長於經濟繁榮、社會富裕的時期。第三，他們是第一代在電視機前成長的孩子。第四，他們在成長期間遇上了重大而且對整個社會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甘迺迪遇刺、越戰等)。更重要的是，他們是「Spockbabies」(即在BenjaminSpock的兒童心理及成長理論大行其道期間長大的孩子)。他們是否在permissiveculture中長大，這一點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一個以孩子為中心，重視孩子和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裏長大。

香港的「戰後嬰兒潮一代」是在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環境長大：每一個家庭都有好幾個小孩子，而每個孩子都是考慮家庭的需要。香港的「戰後嬰兒」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物質條件，更沒有什麼選擇可言(小時候誰不是穿著哥哥姊姊的舊衣服)。要改變，只有在考試制度或勞動市場裏好好競爭，要出頭。

父母嚴密監視 化身天使魔鬼

當香港的「戰後嬰兒」為人父母之後，並沒有放棄這一種想法。

香港的第四代跟之前幾代人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要面對來自爸媽的嚴密監視(較正面的說法，是照顧)。今天的家長比任何一代的都更相信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的理論。一方面，這些本身是「戰後嬰兒」的家長希望孩子能快樂成長，免於過去只重考試和淘汰競賽的教育制度的痛苦，能多元多面向發展。可是，這批家長又太了解社會風浪，深深認識到淘汰考試如何一次決定個人的前途，明白成人世界只重競爭，所以又怎可以不早日為子女作好準備，幫助他們將來出人頭地。

這一份矛盾心情，令家長當上了天使，也成為了魔鬼。他們對子女的關懷是毋須懷疑的。基於關心，他們要求同時也參與改革；也出於關心，他們決定不容許孩子走上迂迴曲折的冤枉路。是這些家長給孩子機會和支持，參與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但也是他們把上興趣班變成孩子要完成的事工。是這些家長願意放下事業，全職照顧孩子，每天接送，這一刻送孩子學習游泳，那一刻上小提琴課；但也是他們以多元發展之名，令孩子學會了各種各樣之後，卻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是這些家長因在成長期間從參與義工社會服務獲益良多，而要求將社會服務算進學生表現評估之內；但也是他們把社會服務變為學生履歷表上的項目，統統量化，令年輕學生覺得做夠服務時數便大功告成。是這些家長因自己在求學時期參與課外活動而學懂了組織、領導的才能，所以認為參加團體活動很重要；但也是他們接受不了子女廢寢忘餐，全情投入學生活動，認為這是荒廢學業，而不是投入感、責任感的表現。是這些家長口講自由、開放，鼓勵青年人自由發展；也是他們連孩子上大學後選修些什麼科目都要管，他們怕孩子不切實際，選不上日後能幫助找好工作的學科。

緊跟程式 欠缺自由

「戰後嬰兒」一代人做了父母後，改變了第四代人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給予「戰後嬰兒」的自由成長的空間，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消失。新的成長環境其實是一套程式，第四代的孩子要緊跟配合。

第四代人要滿足別人對他們的期望。他們要面向世界、面向大中華、要兩文三語、要有提高進入名牌大學機會的社會服務參與、要懂餐桌禮儀(幫助日後見工面試)、要學懂bluffing、要很多很多。一切都是為了應付現實的需要。

第四代人有很多選擇，但也可以說是沒有選擇。他們可以在眾多樂器之中任擇其一，但不可以選擇不玩樂器。

跟第四代人聊天時，不要問他們喜歡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

林道靜
明報

詳情請閱︰四代香港人　呂大樂著